夜读旧制度与大革命(一)

 

旧时法国领主对农民的控制,与中国户籍对人的限制多少有些相似。生在哪儿便长在哪儿,不让轻易流动,人得“认命”,老老实实在领地(户籍地)上干一辈子。

在中国,自从户籍制度渐渐解绑之后,自由迁徙的人越来越多,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努力来改变(制度造成的)“命运不公”了。尽管他们在有些地方还是不能同等地享有市民待遇,但是,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动,社会显示出了颠覆往昔的巨大活力。

伴随着这个“精力充沛”的社会,各种乱象似乎也由此而来。被置于头条的“大城市病”可谓乱象之首。看上去,户籍制度松动后,大量的人口不可避免地涌向少数具有优势资源的城市,从而形成了“大城市病”。用中国人熟悉的阶段论来说,这似乎更像是某一阶段的一种自然现象——或者说,成就——而不是一种非要解决的“病”了。

既然这种“病”无可避免,人多了就会患病,那么是什么带来这么多人呢?人口自由流动!于是,有论调便将户籍制度的解冻当作罪魁,“人太多了”“没有这么些人就好了”,更显而易见的是为“收容遣返制度”招魂的论调,“把流民都遣送”。对这样的论调,驳斥其不正当性似乎都很多余。但是它们的出发点,到底还是要为“大城市病”找个病根出来的。那么,我们不妨探讨一下真正的病根在哪里。

“大城市病”这个命题最终是被官方定调的,将“大城市”和“病”连起来一读,似乎是个大城市就有病,顺理成章。然而,大城市就一定有“病”吗?现在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多了,走遍了世界上同量级大城市的人也不少,这些大城市有“病”吗?和中国的大城市得的是一个“病”吗?

类似问题对比的文章不少,去知乎上搜一搜就有不少,你会发现,无论是雾霾、拥堵还是公共秩序混乱,都与城市管理的松懈有关,规则不彰甚至无人管辖。如此形成的现状是什么?迁徙的自由被解冻之后,相匹配的社会规则却迟迟未到。构建社会规则的整个管理机构,其水平的低下,仿佛一座纸糊的大坝,根本无法应对制度的泄洪,哪怕这“洪水”其实只是涓涓溪流而已。这就是中国“大城市病”的实质了。

如何改变这种管理水平低下的状况?这是否与顶层设计的利益导向有关?一个普适普惠的城市管理何时才能实现?大家可以自己掂量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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